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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柔伊读书看似谁都会,可你的阅读力到了哪一级?-第二书房阅读空间

3 全部文章 | 2019年03月22日

姜柔伊读书看似谁都会,可你的阅读力到了哪一级?-第二书房阅读空间

姜柔伊
注:本文转载自“政见CNPolitics”(ID:cnpolitics2011) 有删减
中国孩子从小被教育 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所以读书非常重要。
但“读书” 和“阅读” 又有不同。
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博士认为
阅读能力由低到高经历五个阶段:萌芽、初级、解码、流畅、专家。
大多数人都能达到前两个阶段,
而做到领会字里行间并具备批判思考的能力则需要后天培养。
NO.1
发展阅读能力的五个阶段
人类用了两千年才发展出阅读能力,一个孩子要两千天来发展这个能力。阅读能力不是说发展就发展的,需要由低到高经历五个阶段:萌芽、初级、解码、流畅、专家。前两个不说了,主要是说小孩子念的一些启蒙读本。到了解码级,就是比较正规的阅读了。我们现在考的主要跟解码级有关。
解码是什么呢?我们读一篇文章,文字是编码,要解码就是要读得 “懂”。但是文章不只是码,阅读也不只是解码。所以到了流畅级,考察的是对文字之外意思的领会和解释,比如说明喻、暗喻,这就是流畅阅读需要的能力。
更进一步,专家级是看你有没有批判思维能力。比如说,现在是冬天,树叶掉了,氧气减少,有人说你需要一个氧气枕头。这句话,解码、流畅都没有问题,但是仔细一想不对。因为北半球是冬天的时候,南半球是夏天。而且,地球上的大部分氧气并不来自树木的光合作用,而是来自海洋。地球近赤道的地方并没有冬夏变化,等等。
有很多的理由加在一起,最终你就会发现,一开始给你解码的那个文本是有问题的,是虚假信息。这个例子算是可以用经验和科学来识别的,但有些判断是没法用经验识别的,如用意识形态对历史发展的解释。所以更加需要批判思维。
解码、流畅的阅读都是技能性的,只有专家级阅读是思考性的。
我们常常会通过文本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。比如,读莎士比亚的《凯撒大帝》,你先能够解码,读懂这个文本,就很不错了。那么流畅级是什么样的呢?比如你读这部剧,觉得这部剧可谓是莎士比亚所有剧中最理性的一部,给一些理由;然后你也可以找到一些非理性的东西,给一些理由;最后你把这些理性的东西和非理性的东西放在一起,读出了文学的 “暧昧” 和人性的 “复杂性”。把这个读出来,就是不错的流畅阅读了。
接下来呢?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部剧,可以从这个剧读出什么与我们今天有关的东西?我们读这部剧,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意义?这就是专家级了。布鲁塔斯把凯撒杀死了,但是布鲁塔斯并没有得到政权,因为他被复仇的安东尼奥杀死了,最后得到权力的是什么力也没出的屋大维。
我们把它放到现世政治中会发现,不少政治的 “谋杀” 都是这个规律,人算不如天算。比如苏联,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拉下神坛,但赫鲁晓夫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赢家,因为他犯下了背叛的罪行。而下面恢复秩序的是勃列日涅夫。你如果把戏和现实联系到一起,就是超过流畅阅读的能力了。

我们阅读不能停留在解码和流畅这两个阶段,不然还有什么意义呢?我们不是今天没有事情干,才在那里读本马基雅维利,我们读是为了有目的地思考,而思考是有不同层次的。
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但信息和知识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。不仅信息和知识不一样,知识和智识也不一样。
比如说,文艺复兴前期,那个时候的知识指的就是记住古代的事情,记得越多就越有知识,知识就是所能记忆的东西。这就好比冷兵器时代,你力气大,战斗力自然强。那个时候的知识是不需要甄别的。所有古代传下来的知识,都是值得保留的。我会背 300 首诗,你会背 200 首,我就比你有知识。
到了16世纪,开始变了。蒙田出现了,知识观在他那里发生了变化。蒙田是非常有名的散文家,散文是 essay,essay 就是 try out 的意思。什么是 try out?那就是把 “我” 放在知识的中心,对 “我” 有用的搜集起来,这个时候就有一个 “知识者” 了。你看蒙田的散文,都是我怎么怎么。这个时候,他就变成一个知识的处理者了。

NO.3
写作是个发现的过程
书写给了人用知识的假象来冒充知识的机会。我们写的东西未必是我们真正懂的东西。你们写博士论文、硕士论文,有的就是垃圾,拾人牙慧,这是知识吗?但是看上去,洋洋洒洒几万言,旁征博引,好像很有知识。
写跟想不是一回事。但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尽量让这两种功能一致起来,要鼓励学生写他们理解的东西,要充分理解了,弄通了再写,要说真话,清楚地把真话形成文字。你想不清楚,就一定写不清楚。不是说要你写得很华彩,用修辞代替说理就可以的,或者用个微博,发个一百多个字的警句格言,全是结论没有过程,搞得跟维特根斯坦似的。
我认识一个老先生,是基督徒,写了一本书送给我,跟我说:“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,受到了上帝的很多恩惠,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,发现了很多东西,是上帝给我的。” 其实,你写作的时候,你是带着目的去的,会发现很多以前不太注意的东西,这个是思考带给人的更大的关注范围和能力。
这就是为什么写得多的人知道的越来越多,因为他会对越来越多的东西发生兴趣。如果对足够多的东西发生兴趣,那么不光写作的可能多了,而且有了一个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的可能。当然,许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潜能。
所以,阅读和写作是一种奢侈,值得好好珍惜。
我写得多。我妈老问我,你老是在写,有没有写完的一天?我说不会的,越写越多。写作是个非常奇妙的东西,是个发现的过程。当然,写不是说有个想法就完了,写是要成文的,有结构的,而成文的能力也是在写的过程中获得和增强的。
我曾给新京报写托尼·朱特的遗著《思虑20世纪》的书评。托尼·朱特跟我有相似的地方,或者说他让我想到了自己与他相似的地方。他原来是个历史学家,是个学院里的写作者,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开始受邀给纽约书评写评论,起初不会写,写写就会了。我开始也是走学院路线的,新京报找我写评论,我推了好多次。我推辞,一个是不愿意,另一个是我不会。但是逼上梁山,慢慢地就会了。
现在我觉得这种公共写作对我太有用了,因为这使得我必须面对普通的读者。你给报刊写文章,这些读者是有些文化的一般读者,所以必须简略一些,但不能太简单。写到的问题是具体的,但同时也要能提出一般性的看法。一篇评论要有个由头,但是就事论事是没有意义的,后面一定要介绍一种理论、或者看法,或者某种知识。托克维尔的文章极有阅读价值,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具体讨论时,不断在提出有意义的一般性观点。
我写作没有模仿的对象。但也有引导我的,是我父亲(徐干生)。我父亲的文章才写得好,你们可以去看看我父亲写的《复归的素人》。他不给我讲文章,只给我改文章。我从他的改动里悟出很多道理。
比如说,文章最重要的是过渡,从一个想法到另一个想法要很流畅。好的作者有一个想法,不会一两句话就过去,一定会在这个想法上停留足够长的时间,形成一个段落,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。从一个思想到另一个思想,中间一定要有过渡,这个过渡是你创造出来的。文章本来就是创作的,不会是自然的。所以很多人等待自然的过渡,可能永远等不到。
我们在教学生作文的时候,不是叫他们写research paper,而是教 “I search paper”。比如要学生写一篇波士顿河流污染的文章,你首先要对这个问题感兴趣,然后就写,写到知识穷尽的时候,这是第一步。在这个过程你会有很多想知道的东西,比如 100 年前河水是怎样的,50 年前河水是怎样的。你不写就不会产生想法。这个时候就会去找你想要的知识,一次不够,再写,再搜索。
我们不会说叫学生找几本书,几篇文章先研究一下再写,以期下笔如有神或一气呵成,这样会把学生教傻的。

NO.3
人文教育≠知识拼盘
人文教育就是读写教育,听起来轻飘飘,甚至老生常谈,但其实不那么简单。在我的学校,六门课是学生必选的,不管你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。这些课叫基础课,2门是写作,4门是阅读。我们在这几门课上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、批判写作以及说理等基本的技能。这几门课是没有主题的,不是 subject courses。
而通识教育就不一样了。现在中国的通识教育是什么情况呢?基本上都是知识拼盘。比如数学系的,要选几门英文系或人文、社会科学系的课,这就是拼盘。以此代替人文教育,是自己哄自己。有些学校英文系教浪漫主义文学的老师,教别的系的人还是教浪漫主义文学,对人文教育并无实际作用。这门课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批判思考能力呢?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
现在很多都是在用通识教育代替人文教育,我一直说这没什么用处,很多大学的老师都跟我说,我们都明白你什么意思,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只能这样。我认为,如果不把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加以区分的话,就不能设置符合人文教育自己教育目的的课程。
美国现在的教育观念中有课程(curriculum)和教育课程(educational curriculum)的区别。前者是写一个 syllabus 给学生,后者是一个总的目标,一些基本的东西,比如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或者人文教育的批判思维,是教育课程的目标。但是现在中国的状况做不到。
有一次开会,一位上海的大学老师跟我聊到人文教育课的事情,我问她课堂上有多少学生?她说有一百多人。那怎么教呢?怎么讨论呢?
但是这也许还不是最困难的。任何教育的最大困难都是教师。罗马时期,教师的好坏对学生的影响不是一点点。学生跟老师学是要付学费的。学费怎么付呢?教师会问学生,你以前学过没有啊?学生说学过一点。照理说学费应该便宜一点吧?不。学费双倍。什么道理呢?如果碰到的是差劲老师,学了不好的东西,还得把那些东西去掉,这样后面的教师就要花双倍的功夫在你身上。
现在碰到对人文教育力不从心的老师是常态。我不是看不起这样的老师。我很理解,他们自己都没有接受过人文教育,他们怎么知道人文教育怎么教啊?教育是个传承的问题,而且教育是带有制度记忆的,一代代传下来的。制度性记忆很重要,形成了一个传统,而且有积累,越来越丰富。我们积累的是什么样的制度性记忆呢?如果一代一代人都是学毛选出身,那么学毛选就会成为制度性记忆的一部分。
当然,现在想搞人文教育,这种意愿是好的,但是路子不对。有经验的老师和没经验的人文教育老师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不是说给学生布置一些阅读文本就可以完事的。人文教育的重点在与学生与学生,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讨论和说理交谈,而这是需要引导和训练的,且每堂课上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,需要老师随时与学生互动。
哪里去找那么多人文教育的老师呢?比如我们学校,一共也就 2000 个学生,一年差不多 500 个新学生,这 500 个学生要开大约 30 个班,那就需要 30 个老师。不可能找 30 个教古希腊文学和哲学的老师同时来教。
这就涉及到课堂上的教学具体要求:在人文教育的课堂里,老师不是去传授关于古希腊的专门知识,他是去引导课堂讨论的。他不需要是希腊专家,结果一定的统一培训,各个系的老师都可以担任这门课。他们的重点只是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。
当然,每个老师的能力不一样,对学生的启发程度当然也不一样。比如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学,点、线、面和那些几何公理,学生们中学都学过。老师就可以告诉他们,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特点是用文字来表述的,用文字形成一个概念的体系,这与埃及几何只用图像来表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欧几里得里面,所有的推论都是从一个点的概念,也就是定义,出发的。点的定义是什么?点只有位置,不占空间。
所以你把点画在黑板上,那就不是点了,因为它占了空间。所以真正的点只能存在在头脑里,这就是柏拉图的想法。那么我们就要问了,我们看到的任何点都不是真正的点,但我们作为人可以理解点的概念,这是为什么?你可能说是因为上帝给了人这个能力,也可能说是人有某种学习的基因。这样的讨论会让学生对人更感兴趣,也有新的认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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